巴蜀文化意象对李白咏月诗的支撑与塑造

巴蜀文化意象对李白咏月诗的支撑与塑造

毛晓红 甘成英

【摘  要】作为巴蜀文化意象，明月在李白咏月诗中如影随形地辉映浸润、支撑塑造着李白的诗歌精神，使之升华为千古不朽的艺术魅力。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对于全面了解李白的思想及其诗歌创作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李白 巴蜀文化意象 咏月诗 明月情结 支撑 塑造

翻开全唐诗，文人墨客咏月的诗比比皆是，几乎处处都闪烁着月亮的清辉。李白的吟月诗在我国众多的古代诗人当中，表现得最为复杂、最为全面、也最为完美。可以这样说，李白的咏月诗代表了我国古代诗人关于咏月诗的最高成就。比如唐寅在他的《把酒对月歌》一诗中这样写道：“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余光中曾在《寻李白》中概括李白的诗：“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我们对安旗先生主编、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一书进行粗略统计：全书约收李白诗1050(首、题)，其中，直接写到月亮的就有299(首、题)，约占三分之一。作为占李白诗歌总量近三分之一的咏月诗，“月”是其诗人诗文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月”不仅成为李白诗歌中重要的表现意象，而且成为了他生命的重要内容。作为李白诗歌的核心文化意象，“月”是诗人的诗魂，他认为“酒缺月无味，景无月不美”。李白自称为“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的“海上钓鳌客”，其妹名“月圆”，其子叫“明月奴”、“颇黎”，便带有明月色彩。时人称李白为“锦绣心口，明月肺肠”，更激起后人无限的遐想和猜测，从而演出了许多富于浪漫色彩的传说。在李白的诗歌里，“月”是最常见的文学场景之一，在作品中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发生地点，还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情节的叙述及区域文化意蕴的表达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诗人的眼中，“月”不仅具有它的原型象征——表现对故乡巴蜀和亲人思念之情的一种意象，而且是他在诗歌描写中通过寄情于“月”、融心于“月”、人“月”合一，创造出一种丰富、完美的艺术氛围。诗人对“月”倾注着强烈的感情，诗里诗外闪动的“月”与其它地域场景一起呈现出了李白诗歌作品中独特的巴蜀文化意象，李白浸润陶醉于巴蜀文化意象而不能自拔，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奇浪漫的吟月诗佳作。

一

意象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与文论中。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它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和审美情趣等重新处理的感觉。“意”概指审美主体的意识、心志、情义、旨趣等心理内涵，表现与艺术作品，则指其思想含义、清理内容、精神境界。“象”来自于物，又不是单纯的物。意象化合了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含有主、客观两方 面的因素。意象是一种理性和感情的集合体。在最简单意义上，意象就是“意”和“象”的结合，是作者情感、心绪、意态与形象融合体的表象。意象创造很大程度上体现作品的艺术水平。“意象”一词的连用，最早出自与《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文化意象是民族文化特异性的集中体现，是在每个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形成，是民族历史、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有些文化意象与民间传说或图腾息息相关。在每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意象在民族语言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不断出现，进而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意义独特而相对固定的文化符号或象征——它们具有了相对固定且独特的文化含义。其中，有些文化意象还被赋予丰富而深刻的联想意义。月亮作为一种意蕴而想象的视觉、感觉的自然景物，能够为意象的塑造丰富深化某种特定的意念，从而阐释、实现“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也正因为月具有这鲜明丰富的语言形象，所以月亮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赫。从文化史学的角度看，月亮在古代就成为先人崇拜的对象。我国最迟在商周时就有了对于月亮的崇拜，天地六宗信仰体系中，月神是作为天宗之一享受祭祀的。至秦汉以后，民间就有的拜月风俗，显著地表现在每年的中秋节。另外，由于月亮的隐显、圆缺、月食及月中的模糊图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民间流传关于月亮的传说，将月亮进一步神化，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树”、“月中玉兔”、“月中蟾蜍”等等。这些神话反映了远古人们对月亮的崇拜和赞美。由于文化意象体现同一个社会文化群体中所有成员所共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取向，所以其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在同属一个社会文化群体的人们之间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因而交际双方只要一提到某种文化意象，彼此之间立刻心领神会，就很容易达到思想和心灵的沟通。

文化意象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它彰显了民族文化的独特身份。作为“人学”的文化创造，作家的创作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其区域人生的表现者和所在区域社会群体精神性格的塑形者。韦氏大词典将意象定义为：“一种思维图示或见解；一个群体中所有成员共有的思维观念，象征一个社会群体对某种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和取向；一种修辞格。”上述界定表明：意象属于一种思维概念，与人类的思维密切相关，是大脑中存储的被感知事物的表象和场景。由此，我们便可以这样理解：文化意象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一种象征某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文化认知方式和取向的思维符号，它浓缩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传统，体现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人是文化的产物，任何个体行为都必然带有其所在文化传统的印记；人又是生活在特定而具体的时间环境中，其思想意识和价值标准，必然带有所在地域环境的特点。一种文化，必然是在特定的空间、并且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流变而逐渐积淀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特定个体人的衣着服饰、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语言特征及其语音表现，还有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对事务的认知方式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受到所在地域的文化影响、更是被该地域文化所模塑的。孕育巴蜀文化的巴山蜀水，百川交流，形成巴蜀文化汇纳百川的态势，因此，巴蜀文化的构成，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巴蜀地区的文化对整个唐代本土诗人以及外地入蜀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阅读这些诗人在巴蜀地区创作的诗歌，我们发现他们诗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深受巴蜀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歌咏巴蜀地区奇山异水，并借景抒情，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寄托在诗歌当中。李白的一生都与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全部诗作中，出现月亮意象的诗就占有其诗作1/4的比例，并且每个月亮形象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作为天才诗人，李白的咏月诗蕴藏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哲理精神，完成了月亮由自然客体向人格意志的转变，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月亮主题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李白的月亮世界里，不仅有灵魂飘逸的物境，更有饱含了作者人格意志的“我境”，物我之境的交融显示出独特的意境之美，而月亮世界里的李白则以其独特的浪漫性渗透这物我之境，体现了诗人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

二

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广袤而深邃的文化蕴涵，呈现出丰富而多姿的文化意象。如“李白”不仅是人名标签，更是巴蜀民族文化和文学的意象符号。李白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中的峨眉山月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物名，而是巴蜀历代文人骚客的憧憬之地、象征之物，包孕着既深沉又沁心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意象依赖其文化母体以语言为载体承传衍变，成为巴蜀各民族文化宝藏中的珍贵遗产。文化意象是文化记录的语言符号，它凝聚着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是各民族观察、分析外部世界的心灵果实，是各民族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结晶，它高度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反映出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巴蜀文化在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等养育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引起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向往、歌咏；加上它相对封闭的地理优势，较少受战争的干扰，成了历代文人避难的理想所在，这也促进了巴蜀地区成为诗歌中常见的歌咏题材、对象。尤其是在唐代这个波澜起伏的朝代里，文人们对于巴蜀的歌咏更占据了唐代诗坛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诗人众多，而且题材丰富，纵览诗词林苑，咏月诗歌及其形成的月亮文化无疑是巴蜀地区一支夺人眼目的奇葩。

巴蜀历代文人以月亮为中介来表达客居他乡的游子对故土的怀念，望月思乡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心理模式。月在古代就是别离的生发意象之一，南朝谢庄《月赋》中有“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明月亘古如斯，而世事却变幻无定，这就不可避免地滋生思念的情愫。古代巴蜀历代文人大多有“游”的经历，尤其是在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中下层知识分子要想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有所作为，就必须离乡背井漫游天下，尤其是游历“京城”。士大夫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京城一批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手中，他们必须通过种种途径，首先是通过科举让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才能，这就必须离乡。而一旦做了官以后，或留在京城，或充任各地的地方官，很少回到家乡做官的。又由于巴蜀历代文人都有浓厚的宗法乡土观念，不以他乡作故乡，因而家乡总是难以为他们所忘怀。唐代的诗人中，陈子昂和李白就是如此。他们从小生长于蜀地，巴山蜀水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巴蜀文化铸造了他们的性格，目睹他乡的景色，触景生情，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在这一阶段，诗人们以象征、移情等手法，将自我感情倾注到月亮意象上，月亮已由独立的客观景物内化为他们情感的组成部分，诗人通过与月亮某种特定的感情活动与家乡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寄托了诗人对家乡的向往与怀念，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时常有歌咏巴蜀月亮的诗篇。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蜀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在歌咏巴蜀月亮的作品中运用奇幻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独抒性灵，不拘一格，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月亮主题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月亮神话也是古代巴蜀历代文人咏月诗的艺术土壤和母胎。巴蜀文人受地域文化及传统的影响，多浪漫精神，文风瑰奇大气，富有活力与创造性，且又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既没有出过一统王朝及割据王朝的帝王，也没有出过开国重臣，在全国各大著名文化圈里政治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政治上始终服从于中原一统王朝，在思想上则奉行儒家主流，兼有一定的道家及神仙思想，外界战乱的影响较小，思想变异的影响也较小，所以异端思想与极端观点很难产生。因此巴蜀诗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有一些道佛思想，既注重继承自司马相如以来的巴蜀本地文人的成就与传统，也全面继承前代主流社会的创作成果与诗文成就，所以在唐代巴蜀地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巴蜀宗教文化扩大了唐代诗人诗歌创作的题材，提高了他们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开阔了视野，激发了情感，对唐代诗歌的繁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代的时候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人们的生活比较富裕，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因此产生了大批的文人骚客，尤以李白著名。巴蜀本为西南夷，夷风的存留，山多水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中心的疏离状态，都适宜培养个性的张扬。自汉迄宋，巴蜀多一流诗人，这些诗人无一不以鲜明风格引起文坛注目。从司马相如到陈子昂，从李白到苏轼等皆具相同的文化气质——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张扬个性、独抒性灵及瑰丽文采、奇幻想象等，这些都受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浓郁的原始神秘气氛使四川孕育了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四川历来是道教和佛教的兴盛之地，青城山和峨眉山分别是这两种宗教文化的代表地之一。在学术上，古代巴蜀以精《易》学、老庄之学、史学而著称，表现于古代巴蜀诗人身上就是多具有“杂家”色彩：好老庄、喜佛道，乃至纵横之学。这一文化传统积淀在巴蜀诗人身上，就显示出了极强的叛逆精神和异端色彩。巴蜀地区孕育的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对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蜀地区几千年的沉淀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巴蜀人自古对月亮的亲睐与颂咏则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她负载着悠久的神话传说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月亮的阴柔与太阳的阳刚，造就了阴阳学术，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它无孔不入地渗透于五千年古国文明长河的最深处，消融在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里。现在，有许多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翻开中国古代神话的遗卷，有关月亮的记载是十分丰富的。这些传说最早载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中。嫦娥、玉兔、吴刚、桂树……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曾让无数人心动，曾频频流泻于文人墨客的笔端。《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绎史》：“嫦娥，羿妻也，窃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酉阳杂俎·天咫》：“旧言月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佳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等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具体地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的氛围之中，受这种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必然在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气质等方面被打下深深地烙印。巴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山清水秀的大好风光，激发了李白对家乡的热爱，因此在他的笔下常有歌咏巴山蜀水的诗篇出现。另外，李白作为巴蜀地区的本土诗人，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巴蜀这样一个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的“西僻之乡”，相反来自民间又服务于民间的实用主义生活的道教在巴蜀倒是格外地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巴蜀人承受的正统的理性压力较轻，感情比较丰富，因此他在作品中抒发感情时往往如行云流水，不拘一格。正如李白所写的诗句：“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姬娥”，“蟾徐薄太清，蚀此瑶台月”，“桂树何团团，白兔祷药成”，“界昔落九鸟，天人清且安”等等，都从中透露出巴蜀民族文化心理的沉积。特别是他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熔神话、历史、现实为一炉，其中也透露出李白对于巴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承继关系的认识。这些神话中的巴蜀文化明月意象，经由文化遗传在李白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一系列的巴蜀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在李白心里，成为诗人李白迷恋月亮的文化底蕴。自此，明月便进入了诗人李白的生活和创作，融入他的生命之中。

三

诗是借助意象及其组合来抒写性情的。意象是构成诗歌的最小形象单位，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的感觉。古往今来，咏月诗成千上万，而李白的咏月诗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呢？在众多的诗歌意象中，李白为什么会如此喜爱“月”这个意象呢？据研究可见，“月”这个意象频繁的出现于李白诗中，李白更是将人生的喜怒哀乐、爱恨悲忧诸般心绪皆诉之于“月”、托之于“月”，使得月亮成为载负文人无限情思的心灵载体。而且，这种艺术心理因素有其个性的依据。李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惊天”，他“喜纵横，轻财好施，击剑为任侠”，“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当属胆质型的人，具有阳刚之美。李白的诗歌艺术需要以这样一种一贯稳定的个性作为依据时，就有了他稳定的诗歌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导致他不分心境和环境，不分时间和地点描写月亮，形成他终生爱月写月的稳定性特点。这种诗歌艺术需要的稳定性，早在李白的青少年时代便可找到根源，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巴蜀地域文化背景、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基础的。

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指出：“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有一个或几个诗人的笔下才具有生命力，以致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说，一个文化人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在特定的生产劳作形态中产生的。因为，特定的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征。而这种思想意识就决定、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人们的一切都必然地带着其所在环境的印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日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为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巴蜀地域文化风习和区域人生历史原因的浸染，是李白完美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使他对家乡月亮具有超常人的极为敏感的形象感知力、情绪记忆力、色彩鉴别力、意蕴捕捉力、视觉想象力、情感移置力等多种能力。这种艺术能力必然使李白在选择满足他情感抒发的需要的艺术对象时，对家乡明月表现出格外的宠幸。李白的情感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有思乡、恋亲、怀友、喜游、嗜酒、爱剑、好琴、咏歌、建功、树业、恶奸、恨谗等等，基于不同的情感需要、亲近或疏远，于明月的不同情感属性就决定着李白观察明月的着眼点不同。在不同的情感需要下，虽然李白面对的是同一明月对象，但他写月的动机却不尽相同，因此家乡静谧、优雅、高洁的月光唤起了李白不尽的诗兴和灵感，使他创造出形态各异的明月形象，而李白也使月亮意象作为宇宙的精灵融入人间。

其一，巴蜀地区爱月的民族心理熏染了李白对故乡“峨眉月”的偏爱，使李白用月亮寄托相思。巴蜀人喜欢月亮，崇拜月亮，人们梦月、咏月、赏月……四川风俗数千年来，每当皎洁的明月悬挂于碧空，不知有多少情感在波澜起伏，不知有多少思绪翻涌翩跹。四川民间给月亮编织了许许多多的美丽神话，形成了与月有关的很多民风民俗、风景名胜，派生出浓厚地方特色的月亮文化。四川人爱月，爱到将月亮说成月娘；爱到将朋友说是月亮与月亮的互助，互相“借光”；爱到天气变化都要观看月亮。四川有句古话叫作“月亮长毛，夜里水泡泡”，意思就是说月亮初升的时候若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话，近日里就会有一场大雨。流传于四川城乡有关月亮的方言儿歌非常的丰富多彩，并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方言儿歌唱到：“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打烧酒。”“月儿光光，姐妹烧香，烧死麻大姐，气死幺姑娘，幺姑娘，会包脚，一包包个弯牛角。”“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打鞋底，婆婆起来舂糯米。糯米舂得喷喷香，敲锣打鼓结婆娘。”“月亮走，我也走，走到我娘家门口。我娘倒杯油，大姐梳个分分头，二姐梳个妹妹头；只有三姐不会梳，黄毛辫子甩悠悠。”从历史上看，四川彝族是个特别喜欢月亮的民族。在中国，号称“月亮城”最响的要算四川西昌。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充满了对月亮的崇拜，他们把中秋节叫“日月节”，赋予了月亮“温柔”、“善良”、“美丽”等憧憬。据传，邛海是月光仙子沐浴之所，每逢农历月中之夜，仙子便翩翩降临人间，在邛海中尽情嬉戏。故这一天月光最明，月色最美，赏之令人心旷神怡，肺腑俱清。这里的男女青年恋人一起乘船夜游看月亮数星星，品味“月出邛海池，空明澈九霄”的奇景，故西昌有“月亮之城”之美誉。另外西昌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上古帝尧时代，空中有10个太阳、4个月亮，人间因此苦不堪言。后羿受广大民众推举，历经千辛万苦射落9个太阳，使人间万物得以生存。但后羿回家后，得悉妻子嫦娥飞天入月而去，不禁怒火冲天，他举起神弓向天空中4轮皎洁的月亮连射三箭，其中第三箭射下的明月，落到了神州西部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度地带，在攀西大峡谷中陷落成深坑，成为今天的邛海。因此邛海之月最明。西昌彝族还有一个与月亮有关的古老神话故事，讲的是彝家姑娘兹莫领扎被选到月宫当了月宫仙子，成了“月亮的女儿”。所以，这里的人们习惯把漂亮的彝族阿妹称为“月亮的女儿”。

如果四川彝族同胞爱月这也算是一种民族心理，那么最善于表现这种心理的诗人就是李白了。李白对家乡四川的山水风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一生对月亮始终情有独钟，月亮在其诗词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丰厚意象。学者陈定宏在《李白诗中独特的月意象》中表述说：“月亮与故乡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人一旦离开故乡，便会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孤独和感伤，诗人往往借月来寄托对故乡的思念，以缓解远离故乡的孤苦无依感。”李白一生活了61岁，从出生到25岁，李白在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度过，几乎占了他人生一半的时间。早在童年时代，李白就对月亮有着神秘而好奇的偏爱，他在《古朗月行》中写道：“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这种充满着儿童稚气想象的明月形象，不正是李白童年情感的象征吗？这种童年时代播入心灵的明月种子，以其童心的单纯、幼稚，感情的天真、热诚，在李白后来的写月艺术心理中产生了追魂夺魄的力量。李白15岁时写下了诗歌《初月》：“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乐哉弦管客，愁杀战征儿。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后来他又写下了诗歌《雨后望月》：“西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台，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等咏月诗，直到他61岁去世前还有“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游谢氏山亭》)；“池台空有月，词赋旧凌云”（《宣城哭蒋征君华》）等许多咏月诗句。可以说，无月不成李白。从他“幼时不识月，唤作白玉盘”到“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再到《上云乐》“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从看，到吟，到呼，到问，到写月之神话，写月中世界，写月蚀星象等等，中国文化中涉及月亮的所有方面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而且无不美妙传神，可见他对月之神往和钟情。李白开始与月亲近，应该是从开元十二年，24岁开始。那一年，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登上了天下名秀峨眉山。这时峨眉山明月高悬，在夜色之中，一轮弯月映在山间，山影清辉，在诗人稍显孤独的心中留下了最美的印记，诗人情不自禁地唱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全诗意境优美，整首诗中，“峨眉山月”这一明晰的艺术形象贯穿整个诗境，月与人万里相随，夜夜可见，但是可亲而不可近，可望而不可及，如同思友之情。在描写峨眉山月的同时，李白将自己思念峨眉山月、思念家乡的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李白年轻时为了实现自己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便出蜀远游，家乡的山月成了李白思乡的物境。无论是远走他乡还是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无数次地流露出对峨眉山月的思念。带着这样伤感的情绪离开四川，李白开始了他漂泊的一生。几年后，李白因为思念故乡，又在寿山(今湖北广水市)写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直到晚年，李白还怀念着在峨眉山的那段时光，他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遥想李白离开峨眉，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举杯邀明月”，在他心里，那明月就是故人吧，因为明月已随他万里迢迢的去了。李白说“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可惜这样的愿望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实现。即使这种心情到了流放夜郎的时候，更是显得愈加强烈，李白仍一往情深地唱到：“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南流夜郎寄内》）可见，李白爱月写月，正是巴蜀地区爱月的民族心理熏染了李白对故乡“峨眉月”的偏爱，其中送别的明月便是他思乡恋亲情感的代表，“峨眉月”成了深深扎根于诗人生命本原的意象。

其二，漫游巴蜀地区历练的浪漫主义气质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李白选择“月”意象作为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李白是巴蜀地区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耀眼明星，明月再现了诗人的性格和情感。西北大学教授安旗先生在《与卑贱者同呼吸共命运---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一文中谈到李白诗中情感的时代特征时曾说：“我，就是现实的血肉，我，就是时代的嫡子，我虽然没有带给你们我父母的肖像画，请着我的容颇，听我的声音吧！当我向你们敞开我的心灵时，生育我的那个时代也就复活在你们的面前了。”性格是一个人心理差异的重要方面，人的个性差异首先表现在性格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43页）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看做是他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是他生活的历史记录。李白诗歌长期存在的恒久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原因，这当然需要对李白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李白现存诗约1000多首，这些诗篇，记载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也记录着诗人的生活历程。从这些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漫游生活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创作。李白的漫游，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分不开的。盛唐时的许多士子文人，都有漫游的经历。他们往往把漫游为踏向仕途的开始。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的。这种漫游生活，对于李白豪迈奔放、热情、刚直不阿的性格以及诗歌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李白青少年时期生长于蜀中，青少年时期的李白，涉世未深，家乡多名山大川，道教风炙，侠士之多，剑术之盛对他成长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往仙道，渴盼出尘，对这位生性豪放不羁而又一腔热血的青少年有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时的蜀中还是一个任侠风气甚炽的地方，侠士们豪荡的风范，浪漫的生活方式，更增长了李白浪漫的气度。同时，这一时期充裕的时间，无有负累的单身生活，又给了李白漫游蜀中峨眉、青城诸名山的大好机会。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四川江油戴天山、大匡山，并师从赵蕤学纵横术。在此期间，李白也曾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成都等地。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长期的漫游生活。正是这些漫游生活的历练，把李白浪漫而富于幻想的性情打造得更趋成型。无疑，李白长期的漫游为他的想象提供了基础。他漫游所到之处，皆名山大川，那壮丽的景象，阔大的气魄，充满神奇的大自然的变化，自然会激发诗人无穷的联想和想象。如这一时期的《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气魄宏伟，富于想象，充满浪漫色彩。他的这种“浮四海横八荒”的游历生活，对李白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形成和系列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人在旅途，往往会增加对自然事物的了解，这些事物也会经常成为诗歌的意象。尤其一个人在游历过程中，特别是孤身一人时，很容易对周围的景或物有所感发，客观的外物成为他抒发主观情感的凭借。当这种感情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时，诗歌中就会以这些外物为意象。月激发了诗人李白的灵感，使诗人观察世界、体认世界获得了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因而，“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歌中得到证明：李白有时把明月赋予光明皎洁的内涵，表示出由衷的向往和追求；有时视为促膝谈心的朋友，来排遣寂寞的时光；有时想象明月可以送他远行，带着他的心送朋友到远方；有时甚至想象月色可以象赊酒一样到处去赊的。李白以明月为伴浪迹天涯，明月随李白漫游神州，峨眉月多情，“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明月犹如知心的朋友，“与人万里长相随”。试想，如果没有漫游巴蜀和其它地区生活的经历，使诗人开阔了眼界，李白怎么会生发出对明月如此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寄寓于“月”的审美意象，这是李白诗歌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正因为如此，其飘逸、潇洒、富于想象成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又一大特点。

其三，盛唐时代巴蜀地区高亢激昂的社会心理注定了“月”成为李白咏月诗的“理想”象征。日本学者中岛敏夫在《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中指出，李白诗用得最多的色彩字依次为：白、金、青、黄、绿、紫。可见，李白喜欢明丽的色彩，不喜欢灰暗的色彩。也就是说，李白追求明丽的意象，也就是在追求一种明朗的格调。正由于追求色彩的明丽，格调的明快，李白诗歌意象间的组合有一种疏朗之气。同样，追求这种疏朗之气，又有助于明丽、明快之风的表达。翻开唐诗，我们不难看出，包括李白在内的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杰出的盛唐诗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基调都是健康明朗、清新自然而富有生气的。他们的诗歌情调，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时代的诗歌之所以具有这些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是，唐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巴蜀地区创造了领先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成就，成为“财利贡赋率天下三之一”的国家经济支柱地区，为连接东西方的“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丝绸布帛、珠宝图书等商品，为沟通联系内地与西北、西南各族的“茶马古道”提供了主要的茶叶和食盐等商品。同时，此一时期在巴蜀大地上人文荟萃、传奇众多，音乐歌舞、宴饮游乐、城市园林、文学与绘画艺术、丝织业、酿酒业、商贸业等繁盛甲冠天下，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成就了大批蜀地和入蜀文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业绩。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浪漫主义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盛唐巴蜀本土文化经过与中原、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汇集众家之长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将巴蜀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唐朝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李白的青少年时期在盛唐时代巴蜀地区度过。当时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都比较发达，国势也比较强盛，这给知识分子很大鼓舞，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加之李白在少年时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这就促使他去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他的笔下经常出现一片洁净光明的景色，构成这种意境的主要因素，往往还是皎洁的明月。李白青少年时即“通《诗》、《书》，观百家”，儒、道、侠等思想在他身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促使他对自己的人格品质进行了多方面的追求。他以明月作为象征，从不同的方面寄寓了厚望。“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沙带秋月明，水摇寒山碧。”“月色望不尽，空天交相宜。”“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月华若夜雪，见此令人思。”在这些诗中，明月成了纯洁光明的象征，这些虽不一定都直接涉及时事政治向题，但它总给人们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理想中的政治的面貌，看到诗人“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清流”的向往和追求。明月是李白理想的象征，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认为明月最能体察他的心，所以对明月无话不谈。李白爱月，在月的国度里，有着最真的李白，他豪迈洒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其中难道没有“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的积极乐观？难道没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昂扬自信？难道没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壮志？难道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踌躇满志？我们看到，他倾慕品质高洁的贤人志士，经常用明月歌颂英雄人物，在这些诗篇中他叙述英雄人物的事迹，对他们进行热情的歌颂和赞美，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愿望和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从这一点上说，李白写月的艺术创作过程，即是他自我本质力量为情感性的物化过程。李白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望，以其鲜明的情感特征构成了李白写月艺术需要的独特性，李白正是在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情感抒发中，把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明月意象中，明月成了李白众多本质力量的“理想”象征和代名词。

其四，李白仗剑出蜀坎坷的仕途经历与月亮阴晴圆缺的自然变化契合，这从一定程度决定了他选择“月”寻求安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白：“罗密欧：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朱丽叶：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的变化是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我们，月亮意象所蕴涵的象征喻义即多情自古伤离别，月亮周期性的圆缺，常常会引发人们对于各类人生问题的思考。月亮意象又是永恒的时空意象，常用来抒发深沉的历史人生悲慨，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仕途潦倒、孤独无依、屡遭苦难之时，常常把这种情感寄托于月，月亮在失意者笔下成为了孤月、冷月、寒月。月亮的阴晴圆缺引发了李白对它的无限遐思和联想，终于让李白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真正内涵。李白从小聪明好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可见他才华出众且非常自信，因此，他自视甚高而充满优越感，给自己进行着不同寻常的规划。由于李白从小受到儒家、道家以及任侠等多方方面思想的影响，身上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25岁，他认为学业已经完成，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也已经确立，因此产生了要到祖国广阔的天地去遨游的想法：“骐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上安州裴长史书》)，这样，他抱着施展才能贡献社会的目的，离开家乡蜀地，仗剑出蜀。李白在奉诏入京时曾经得意地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感叹，去追求所谓“功成、名就、身退”。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不屈己，不干人”，仿佛他可以探囊取物一般地实现理想。然而入京的生活并不是李白所想象的那样，李白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布衣文人，要想充分发挥他的全面的本质力量以实现其清明的政治理想则谈何容易，常常要受到现实环境条件和自我内部条件的影响和限制。虽然李白心怀伟大政治抱负，但是他的仕途道路却是艰难的。最终李白被赐金还山，被撵出了长安。他在病中寄给蜀中赵蕤的诗中流露：“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这时他便把自己的志向附丽于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用以排遣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用明月比喻自己高尚的志向和情操。“明月两特达，余辉傍照人。”“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当李白自我的某些本质力量因外部或内部的限制压抑而不能实现时，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被压抑的各种潜能总是要选择一个突破口冲决出来，以寻求适合的发泄对象得到满足。这对象就是李白常写常新的巴蜀明月意象。《玉壶吟》云：“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他在酒后月下拔剑而起舞，高歌泪下，何等悲壮！《长相思》中“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则用比喻的手法烘托自己被迫离京后的痛苦心情。又如《夜泊牛渚怀古》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诗人面对明月，心情无限孤寂，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世上无处寻觅知音。而《鹦鹉洲》中“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则饱含了对黑暗社会不重视人才的不合理现象的悲愤控诉。李白以其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大自然这一座“象征之林”中，捕捉到了月亮这一“社会性象征符号”作为发泄对象，尤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种种被压抑的潜能，投射到月亮意象上自由地发泄和择放，他从对象中理解对象，从接触对象的过程中使对象成为诗歌的内容，并从中提炼、升华、凝结为形态各异的咏月诗。一旦成诗，便令人拍案称奇。李白只有在明月的意象世界中，才可逃避外部世界的种种限制成为真正的主宰，以情感抒发的形式，在艺术世界中实现他作为人的全面的本质力量。人们喜欢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溶进月光里，注入明月中，从而使月亮这一无生命的物象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咏月之意象。所以，当他失意、落寞时，月亮就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其五，李白巴蜀神仙道教信仰引明澈之月为人生知己，建构世外桃园的意识使他对“月”情有独钟。李白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兼有游侠、酒徒、隐士、道人等的气质或行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考，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返于自然、追求自然的思想给李白的影响尤为深刻，有时，他甚至将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而且，李白曾企图通过学道来树立声誉，他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隐居，并终因吴筠推荐而入仕，加之李唐王朝对于道教的推崇，李白自不免深受道教的影响。因此，最终导致诗人跌入“恋月”怀抱的正是他思考形态中强烈的道家思想。月是清高皎洁的象征，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认为：“有一种对光辉明亮事物憧憬、追求的本能相契合，因而月在李白心目中是理想的化身”。在诗人现实的“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大概只有皎洁的明月能和他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了。李白就是这种“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人，他对明月追求的情愫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无疑与李白傲岸自负的精神气质和他追求超越的内在需求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所以巴蜀明月意象对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必然的。李白要寻求更高的更大的自由，寻求对生命的超越。而能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惟有所谓的“仙人”，所以李白的寻仙和学道事实上仍然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养料和土壤。我们看到李白的精神气韵是超拔卓群带点仙气的，他自己也毫不谦虚地在《大鹏赋》的序中表白：“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又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沾沾自喜溢于言表。李白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道教气氛浓厚，道教影响几乎伴随李白一生。在李白一生所受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影响中，神仙道教信仰在其思想中占重要地位。李白的故里位于今天四川江油市青莲镇，地处绵阳城区与江油两城市之间。青莲镇左有濂水环绕，右有涪江拥抱，前有匡山如青翠画屏，后倚天宝、太华诸山，峰峦蜿蜒明秀，飘飘然有灵仙之气。李白在四川江油的众多传说，大多数还是事出有因的，比如匡山习剑、洗笔砚井等，便可以看出李白接受巴蜀文化影响的过程。李白20岁以后离开四川江油，于蜀中游访了数年，其北上剑阁，南入平羌，东下渝州，西临雪山，其间留下了许多诗篇，如脍炙人口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大猎赋》、《峨眉山月歌》、《登锦城散花楼》、《白头吟》、《秋下荆门》等。华东师大教授邓乔彬先生在《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中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给诗歌创造出诸多幻想中的仙境，如昆仑、蓬莱、方丈、赢洲、间苑等，还有诸多的神仙，如老君、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安期生等。”李白在蜀中时期就对道教颇有接触，道教在巴蜀之地也颇为盛行，对这些神仙故事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李白早年即富有才华，他在四川江油大匡山读书时写了一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通篇着意于写景，真实自然，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道士世外桃源的优美生活境界。李白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一诗中写道：“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沉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拙妻好乘莺，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李白终其一生都没有和道教、神仙脱离关系。这些道家、道教中神仙之事常常在李白诗中出现，李白自己也有“诗仙”、“谪仙”、“酒仙”之别号。李白诗歌中提到的道家、道教、神人、仙物有：韩众、安期生、王子乔、赤松子、卫叔卿、广成子、王子晋、麻姑、丁令威、卢敖、董奉、西王母、青鸟、彭咸、黄帝、三山六鳌、嫦娥、玉女、萧史、羲和、鲁阳、子先、石髓、梅福、壶公、葛由、陶安公、琴高等等。像“鲁阳挥戈退日”、“嫦娥栖月”等神话传说，皆为李白诗歌所用。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李白诗歌中的这些神仙并非冰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多为和蔼可亲，与人为善。贺知章见李白而呼李白为“谪仙人”，李白也颇以天上下凡之仙人自居:“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所以其视神仙为朋友，可以“携手访松子”、“高揖卫叔卿”，也不必为奇了。这些仙界人事类典故，使李白诗歌呈现出缥缈空幻的特色，但仔细看来，李白诗歌中单纯的游仙诗却并不多。这些仙界典故大多是在叙述人间现实时引入的，或表达他对现实的愤慈，或表达他对仙人理想人格的向往，或表达他在人间的孤独。正如华东师大教授邓乔彬先生所言:“现实并非坦途，文人经常碰壁，在现实中的失落，需要得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或补偿。所以，无论是向往实现理想之时，还是理想破灭之后，道教对高远境界的追求，飞升腾越的愿望，以及相关的种种意象，给文人以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文学基础。施之于创作，遂造就出以李白为代表的诗歌的高峰。”的确，有太多时候李白是因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无奈，使得他不得不去神仙世界寻求自由，也有太多时候李白是因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使他只能去“携手访松子”、“高揖卫叔卿”。李白《悲清秋赋》中“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一语真实地道出了李白的心声，这和屈原《离骚》中“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何其相似，都是对现实的失望使他们“欲乘风归去”，而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在现实、在下世、在心灵。理解此，才能理解他对游山、对神仙的真正态度。正如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所言:“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李白在其不得意时排解自己压抑情绪的途径一为饮酒、作诗、舞剑，另一就是游山、邀月、求仙了。现实的愤您、苦恼未进月中，他的月亮世界远离尘世喧嚣，不受污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人驰骋想象，意能招呼明月作伴，表现了诗人如月般冰清玉洁、超尘拔俗的节操。李白笔下精心建构了一个纯洁宁静、世外桃源的的月光世界，是一个远离喧嚣尘世的未受污染的世界，它无论怎样变化，永远是那样幽冷而静谧，使人产生达到透明和空灵程度的纯洁感，李白现实的劳顿、疲倦、痛苦在此得到了医治和抚慰。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李白写月的艺术动机是其巴蜀文化潜意识活动中的“集体无意识”于一定条件下在意识中的冲动。李白对咏月诗的强调和艺术追求，尤其是对巴蜀地区人文形态民俗风习的注重，都是他这种根深蒂固的巴蜀文化意象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复现，共同冶铸着李白这个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养成着李白这个巴蜀文人对咏月文学形式美偏爱和艺术性审美价值取向特征，构成了李白诗歌创作的基础或者说是他精神向往的“心灵构造”之地。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谢冕先生所说：“杰出的诗人正是在他人不能感知或不能独特地感知的地方，创造了奇迹。”